黄裕生*
本刊应当是国内首份以西方哲学研究为志业的刊物。
我们为什么需要研究西方哲学？对于我们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科或专业的问题。
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西方人，却也不是西方人可以随便打发的非西方人。我们是西方人的异在者，正如西方人一直是我们的异在者一样；作为这种相互的异在者，我们才是西方人的发现者，西方人也才是我们的相遇者。
虽然作为位格存在者（笔别谤蝉辞苍）而言，每个人之间都是相互的异在者，因为每个人都是作为不可替代的目的本身而存在；但是，作为复数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并非所有自称“我们”的群体都可以成为他人的异在者。实际上，唯能系统而深切地觉悟“绝对的一”而与此“绝对的一”共在的“我们”，才真正能互为异在者而构成“我们”与“你们”的关系。设若没有对绝对者的觉悟，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我们”。而就绝对的一即是绝对的源头而言，真正的“我们”实乃绝对本原的守护者与承担者，因此，“我们”展开的历史才是有所守护、有所担当而有道统的历史。借此道统，“我们”的历史不仅保持着自我同一性，而且具有了世界史意义。这样的“我们”在哲学上可以被称为“本原民族”，也才可以被称为本原民族，“我们”的文化才成为本原文化。
就人类古代而言，世界上只有四个这样的本原民族：希腊人与希伯莱人，还有就是华夏与印度。他们是人类最早发现绝对本原并自觉以自己的历史承担起绝对性的民族。作为绝对本原的发现者，他们是绝对性的最早见证者而确立了世界史的基轴，以致史学的任何世界史叙述都无法离开他们的历史；而作为绝对本原的历史承担者，他们则是绝对者的古老“选民”而展开着绝对者的不同面向。他们之间的共同，是绝对者的唯一性的表达；他们之间的相异，则是绝对者的（诸）可能性的表达。因此，他们之间的相遇，不仅是人间的事件，也是绝对者的事件：这种相遇是见证者身份的相互印证，也是绝对者的多种可能性面向的呈现。见证者在相互印证的同时，也见证着绝对者的多种可能性面向。人类通过本原民族的相互印证而走向更高的普遍性，也因见证绝对者的更多可能性面向而更接近真理，更确信历史与未来都有普遍的公正在。不管是走向更高普遍性，还是更接近真理，更确信公正，于我们而言，都意味着更走向成熟，更走向自由，因而更成就了自身。对于人这种特殊存在者而言，不管是作为类还是作为个体，自由之外无自身，自由之外无自己。这意味着，唯有走向自由，才能真正成为自己，而要真正走向自己，成就自身，则唯有走向自由。真正的自己不在别处，只在自由里。
因此，本原民族的相遇是人类走向自由而成就自身的必经之途。在人类历史上，这种相遇首先发生在两希文明之间，也即发生在以思想为其标志的希腊文明与以一神教信仰为其核心的希伯莱文明之间。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事件简化为哲学与宗教的相遇。这种相遇在相互改变、提升了对方的同时，把自觉承担起这种相遇的民族与个人提高到了他们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直至他们能够以前所有未的普遍性捍卫人类的尊严与道德，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改变人类与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开辟新的世界史。设若没有两希文明的相遇给宗教与哲学（包括科学）带来的深度变化，我们无法想像以深度觉识自由为其根本的启蒙运动会首先在欧洲大陆上展开。如果说人类是通过近代自然科学实现了对自然的跨越式认识，那么，人类正是通过启蒙运动把对人自身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跨越性的高度，实现了对自由的一次深度自觉，并据此确立了现代社会的普遍原则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性时代——不同于古代的“现代”。
一个现代社会之为现代的社会，而不是古代的社会，不是旧社会，并不在于它所在的物理时间获得校准，也不在于它拥有了多少新的科技要素，而在于它是否奠定在一系列基于自由的那些更具普遍性的原则之上。在这个意义上，两希文明的相遇为现代社会做了遥远的准备，而现代社会则把人类带向更具普遍性的普遍性。西方哲学作为两个本原文明相遇的主角（不管是作为参与者，还是作为效果者，它都是主角），它同时也是奠定现代社会的主角。因此，如果走向更具普遍性的普遍性，也即走向包含更多可能性、更多特殊性于自身的普遍性，因而也即更走向成熟与自由，是人类的目标与希望——因为否认这一点，人类将停留于各种特殊主义而固守在没有希望、没有出口的自我封闭里，那么，告别古代，进入另一个时代，也即走进现代社会，则是人类必须面对与完成的一个任务。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西方哲学是人类自觉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必经关口，是人类自觉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必经桥梁。因为唯有自觉到现代社会奠定其上的那些普遍原则，才有可能承担起这些原则而自觉进入现代社会。
进入现代社会有各种方式，比如日本以及菲律宾这样的东亚国家，只需通过学习制度性技术就可以进入现代社会。这是一种被卷入式或被带入式的进入。但是，对于本原民族的我们，则无法单纯以这种被卷入式的方式进入现代社会，因为这是一种对现代性价值原则无所自觉、无所承担的方式。而作为本原民族，我们从来都不可能对自己能够并愿意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价值原则无所自觉、无所承担，相反，我们从来就以自觉担当起其价值原则的方式生活于奠定在这些价值原则基础上的社会里。对于我们而言，要么坚守着古代原则而尴尬地生活着，要么自觉地承担起现代原则而更自由地生活着。
因此，于我们而言，研究西方哲学就不只是专业的事情，而首先是一个本原民族继续以自觉的方式去承当起时代原则的事业。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是在逼迫中朝向现代社会，那么，中国要完全从这种逼迫中解放出来，要完成从朝向现代社会到进入现代社会，直至承担与改善现代社会，则唯有自觉承担起现代社会的普遍原则。而最有助益于此自觉者，舍哲学而其谁？
更进一步说，如果说西方哲学既是两个本原文明相遇的参与者，又是这种相遇的结果，那么，作为另一个本原民族，作为第叁方，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则并非只是出于我们自身的需要，也并非只为了我们自身的需要，它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本原民族继续为人类打开、见证和担当更高普遍性的使命。如果说西方人承担了两个本原文明的相遇，那么，中国人则不得不承担着多个本原文明的遭遇。正如承担了两希文明相遇的欧洲人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普遍性一样，我们命定要在承担多种本原文明的相遇中去自觉和打开人类从未有过的普遍性。换言之，我们研究西方哲学，不仅将把我们自己，也将把西方哲学与现代世界带进新的普遍性，并据此改善现代社会。我们将不再是原来的我们，但我们将更成为我们自己，西方哲学将不再是西方的哲学，但哲学将更成为哲学。
普遍性的升级，一方面意味着绝对者的更多可能性面向的开显，意味着真理的更多维度的显现，因此，我们借助于普遍性的升级而更接近真理；另一方面，普遍性的升级意味着我们进一步突破自身的局限，因此，我们通过普遍性的升级来解放自己：把自己从特殊性、地域性、时代性中解放出来，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借助普遍性的升级升级我们的自由而升级我们的“自身”。因此，研究西方哲学，以升级人类的普遍性，既是为了真理的需要，也是为了成就“我们自身”的需要。我们无需像一些人所担心的那样，研究西方哲学，深入西方文化世界，会失去“我们自己”，相反，作为一个本原民族，我们倒将在其他本原文化的深处发现我们自己而提升我们自己。
清华哲学系从其创办及至其复建，一直以一个本原民族的普世胸襟去面对和审视综合了希腊与希伯莱这两大本原文化精神的西方哲学，使今天在中国的哲学研究不是简单地重温国故，而是以综合、会通四大本原文化之精神为己任，构建今日天下之“大学”。我们创办《清华西方哲学研究》，希图在新的条件下弘扬此精神，承续其使命。期待海内外哲学界同仁共与焉。
*黄裕生，星空mv梦幻mv天美mv在线观看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清华西方哲学研究》创刊主编（HUANG Yusheng, Professor and Direct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Founding Editor-in-Chief, TSWP)。
